国之玉玺，代表国家国祚象征，也是国之印信，国之重器，从秦始皇统一天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二千多年岁月里，每一个朝代和政权都琢治有国玺，以象征国家之政体。
      秦始皇治“既寿永昌”的传国玉玺，却因暴政十三载二世而亡，二千多年后的国民党蒋介石政权，虽也琢治有“中华民国之玺”却也没有给他带来好运，而因独裁专治，做了二十二年的金陵春梦，就被人民大众推翻，跑到台湾岛去了。而当年琢治的玉玺大印，虽然已是过去近八十个春秋的旧事，但作为历史的物证，抑或是翡翠玉文化的插曲都是不可或缺而应让后人知晓的，不至于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永远埋进历史的坟墓。

      1928年8月，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选举蒋中正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，11月2日，国务会议议决治玉质国玺，文曰：“中华民国之玺”。随后由两广特派员南天王陈济棠派人到缅甸腾冲寻玉，通过广东侨领到云南会馆找到“亦成记”商号的当家人马尚卿，他们知道马是相玉赌石的行家里手及内在实力，找他帮忙寻玉不会有问题。
       陈济棠派来的寻玉人对马尚卿说明了寻石的原委和要求，经过多方搜寻，终于找出一块6甩（缅甸傣族重量单位）重的翠点梅花玉，是已切开的明货，呈正方形，质地老腊细腻，没有一丝毛病，布满绿色翠点，是老帕敢厂口出世，因为水头不足，不宜用作手镯挂件料，所以一直存于库房，该是天意缘分，这件石头出世就是等着琢治国玺的派场，贵气逼人，大气庄重，平整方正，确是治大印的理想硕料，国玺重器非其莫属，寻玉人大喜过望，想不到踏破铁鞋见到马公，完成使命，成就天命。
      当时这块玉料的价值大约一万卢比（缅值），相当于一万半开银元，当时缅甸腾冲只用半开，不用大洋，由于玉料是用作琢治国玺，当时马公尚卿坚持不收钱，是献赠的。寻玉人代表陈济棠将军打过收条，并要求要保密，大印未治好启用公开之前，不能向外透漏石头的来源，特别强调不能说是缅甸玉石。
      玉石运回广州后，由陈济棠托请国民政府文官长古应芬送到南京，决定以此玉治成国玺。并交由印铸局局长周仲良负责督治。由技正子肩、醉石、心憎负责设计绘图，王褆书写“中华民国之玺”印文篆字，最后由玉雕大师陈世科、陈燮之父子担负篆刻工作。从民国十八年七月一日开始到十月九日琢治完成。于民国十八年十月十日启用。
      “中华民国之玺”是孙中山先生创立民国之后，完成北伐战争统一中国后治成。“中华民国之玺”质地为硬玉翡翠之翠点梅花玉。原石由腾越旅缅商马尚卿登高献赠，原石重九公斤，玉玺琢治完成后重三点二公斤，玺身高四点三公分，连钮部分全高十公分，玺钮设计为四环柱，典故出自《虞书》十二章，取中华文明达于四海之表意，玺面为方正13.3公分并系有宝蓝色丝穗。
      民国玉玺的故事到这里本应该结束了，然而却有一个令人不愉快不完满的遗憾。当年寻玉、献玉、治玺本应是一个完美的连结。可在陈济棠的回忆录中，这段过程只有两句话：“余以九千五百元之代价，购青翠玉石一颗，请文长官交国府制印局，刻制国民政府玉玺一颗……”所有派人到缅甸腾冲寻玉并由马尚卿帮大忙寻玉、献玉的经过却只字未提，全流磨灭，完全变成了陈济棠的个人行为，贪天之功占为己有，足见陈大将军的心胸气度之小、之丑、之狭。
      平心而论，当年帮忙寻玉献玉大气磊落的马尚卿先生，对于陈济棠的作派，也不至于耿耿于怀，特别是归国后政权更迭，不敢也不可能再提起献玉琢玺之事，因为在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的极左年代，透露出来只会引来杀身之祸，为了保全家庭儿女的清吉平安，只能隐藏于心，直到离开人世，加之两岸逾半个多世纪的敌对隔绝，民国之玺，寻玉献玉的史实对两岸来说都已是鲜为人知。
      然而，上苍天命，玉石灵气却偏偏把事实真相披露于世，留给后人，如今留下一个年逾九十高寿的大活人，当年寻玉献玉人马尚卿先生的儿子马茂柄老翁追忆：“国民党的南天王陈济棠我知道，当年他派人到缅甸腾冲寻玉，就是父亲帮了大忙找到那件翠点梅花玉，没有收一分钱，是父亲坚持献赠的，是当年我同父亲进缅甸玉商讲给我听的，不止讲了一次，印象特别深，当年父亲的老师“亦成记”的合伙人、辛亥腾越起义的老革命、教育大儒刘明德老先生都有过文字记录，父亲对这次寻玉献玉是情有独钟的。”
      台湾学者陈哲男先生在介绍研究分析民国玉玺，寻玉、献玉、失缺过程后说：“这段史料或有讹误疏漏之处，  尚待各方改进匡正“犹待史学家考证。”留了一个余地后路，不至于把门堵死。那么，匡正开启这个史实门的钥匙，就是马氏两代人的亲历、亲述、追忆。
      公正客观地说，抛开个人得失，成王败寇、党派信仰、政治理念不计，仅就民国之玺本身来说，确实是一件绝无仅有、不可多得，多位大师珠联合璧的翡翠玉雕艺术品，必定应有其自身的地位，这是行里行外人都不应抹灭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