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从“国家珠宝玉石鉴定标准”将以角闪石为主的石头定名为“和田玉”以来，学者和业界对此就颇有争议。最初是学科之争，“玉文化”是华夏民族的独门秘笈，因为整个华夏文明大厦就以其为基础。老辈的玉器爱好者认为，“和田玉”是玉文化的化身；偏执者甚至认为：只有产于新疆和田的才是真“玉”。地名变成了珠宝名称，于是“和田玉”源远流长地成为了中华玉文化的符号，按照今天的说法,就是中华玉文化的“品牌”。
产自和田的石头何时进入中原已成历史谜团。红山文化出土的闪石玉器，最初曾有人认为就是“和田玉”，当因年代问题有所质疑时，他们就以传说中的“周穆王西征”为由，说周穆王从新疆带回了“和田玉”。近年来经地质、矿物学鉴定、确认，红山文化的闪石玉器就地取材，是产自辽宁岫岩的“河磨玉”。鉴于此，有学者主张以矿石成分定名。
无论如何“和田玉”在中华玉文化中的地位不可能、也不应该有所动摇。文化传承是以形象思维为主导的文化民俗学；地质、矿物考察是以逻辑思维为主导的自然科学。而同一事物在这两大学科间互相背离、逆拗的事例并不少见。
有人考证，历史上真实的陈世美其实是个好人，然而他杀妻灭子的社会形象固形后，则无法改变。上个世纪50年代贵为科学院院长，身兼文学、考古家的郭沫若先生公开发表文章，为曹操翻案，认为，奸佞之臣的形象与历史事实不符。一石激起千层浪，立即引发了全国性的大辩论,争论不休、针锋相对。据说，争论惊动了伟大领袖毛主席，以至于他不得不发话：曹操在京剧舞台上的白脸，改不得！一锤定音，争论各方偃旗息鼓。
很多年后，笔者曾与党内权威的社会学家杜任之先生谈及此案，他说：“郭沫若先生首先是文学家、诗人，考古是自然学科应该是他的业余爱好；诗人和科学家的思维方式、行为举止往往区别很大。在曹操这件事上，郭老阴差阳错地以考古的精神、逻辑地钻了文学、诗境的牛角尖。其实从根子上，郭老是个诗人，他大概希望借‘曹操案’一鸣惊人。”
地球形成至今已有十六亿万年、人类的历史两百多万年、文明史不过五千年、工业文明不足三百年；而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，早在一万两千多年以前就制造出了玉器。一路走来，玉器由“神器”到“礼器”，又到“君子无故玉不离身”，“玉”被赋予“五德”“九德”、“十一德”。这实际上是物质形态的玉器由神权、王权标志物最后进入民间，成为观念形态载体的发展过程，这恰恰是文明建构的足迹。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称其为“玉魂国魄”。
一部最简单的《新华字典》“玉”为部首的字就有两百多个；而“玉”字在《红楼梦》一书中出现5262次。由此可见“玉”在社会生活中占举足轻重的地位。人们历来相信：“玉养人，人养玉。”玩玉、赏玉、盘玉……已经成为玉文化者的人生必须，在传统观念中他们心目中的“玉”，就是“和田玉”；而实践中，产自和田的“羊脂玉”、“鸡油黄”也的确是能够标章所有“玉德”的极品。
从学者的角度对“玉”真正予以重视、研究只不过是近百年的事情：而上个世纪80年代，“玉”在考古研究中才被加以重视。以这样年轻的学科“成果”去颠覆古老传统的“习俗”观念，这颇似当年的“曹操案”。
如今的争论则缘起于经济利益，因近年保值、增值的收藏热带动了各类珠宝玉石的超大涨价，和田玉作为中华玉文化的标志物自然备受追捧。然而，按照国家标准，凡以角闪石为主者，均可鉴定为“和田玉”。销售者、鉴定者均乐观其成，利益使然！于是俄罗斯的闪石矿加大开采量、韩国也挖掘出了新矿场，“俄料”、“韩料”滚滚而来；人们完全可以预期：未来某国、某地区又挖掘出了角闪石....长此以往货源多多，且统统被鉴定为“和田玉”，这必将违背珠宝“真、美、少、硬”4字真经中“少”即“物以稀为贵”的法则，必将出现任何人所不愿见到的状况:即，冲击“和田玉”的王者地位、败坏其不断增长的收藏价值。
消费者真正认可的是产自和田的和田玉。尽管鉴定证书注明为和田玉，聪明、谨慎的买者仍要求明确产地，因为产地不同，价值天上地下。经营者、鉴定者以及消费者之间有所纠葛，也就在所难免。所有学者、研究者亦有所争议。
由于历史的误会，整个珠宝首饰行业在中国大陆曾遭受过近半个世纪的“阻滞”，得益于世纪伟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，这一古老的传统行业获得井喷式发展。开放，某些意义上意味着与国际接轨，即遵循国际上通行的游戏规则。上世纪90年代，国外早已流行的珠宝玉石学才被我们引入，所谓的“国家珠宝玉石鉴定标准”，就是遵照其学说制定的。根据“珠宝玉石学”的国际惯例：一般不以地名和人名命名珠宝玉石名称。
鉴于此，笔者认为，解决争议的办法其实很简单：根绝其矿物成份，可按学者们的意见，定名为“闪石玉”；但鉴定证书则必须标明产地，凡产自和田者，就注明：俗称“和田玉”。这样，既遵循了科学规范，又彰显了传统习俗、保留了文化传承，兼顾学者、业者的意愿，可谓“双赢”，“和田玉”在市场上的品牌效应将长盛不衰。
（作者系中国商业联合会珠宝首饰委员会执行会长、国家注册珠宝玉石质量检验师） |
